克難歲月------------ 白先勇 隱地的--------『少年追想曲』 隱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嘆，近二十年來，台灣人過慣了豐裕生活，把從前物質匱乏的窮苦日子忘得一乾二淨，現在台灣的新人類e世代恐怕連「克難」這兩個字的真正涵義，都不甚了了。說真話，要不是最近讀到隱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沒有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看到「克難」這個詞兒了，台灣人大概真的把當年那段克難歲月早已淡忘。 在隱地和我這一代的成長時期，台灣社會的確還處在一切因陋就簡的「克難時代」。這個「克難時代」大約從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算起，跨過整個五０年代。「克難」一詞除了意味經濟上的貧乏，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那時刻國民黨在大陸新敗之餘，兩百多萬軍民倉皇渡海，政府在台灣面臨的內外形勢，是何等嚴峻。當時台灣的物質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緊肚皮又要維持士氣於不墜，怎麼辦？叫幾聲振奮人心的口號倒也還能收一時之效，「反共抗俄」、「反攻大陸」，在五０年代是喊得很認真的。「克難」也變成了那個時候的一句口頭禪，大家都有一種共識：國難當前，一切從簡，眼前困境克難克難也就撐過去了。當然，「克難」也有克服萬難的積極意義，所以還有勵志作用。當時台北有一條街就叫--克難街。台灣出產的香菸也有『克難牌』，跟『新樂園』不相上下，據說軍隊裡的老士官愛抽這種菸。克難街從前就在南機場那兒，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條相當破敗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難」。隱地最近有一篇文章寫他的少年流浪記（搬搬搬，搬進了防空洞），最後棲身的那個防空洞，就在克難街口。台灣的克難日子早就過去了，所以克難街也就改了名稱，一分為二：國興路與萬青街，現在青年公園就在那裡。 舒服日子容易過得糊塗，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銘心，難以忘懷。最近隱地在「人間副刊」及「聯副」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追憶他青少年時期那段克難歲月，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驚，原來隱地還有這等沈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來。隱地當然是個資深又資深的老作家，算算他連編帶寫的書，迄今已有三十餘種。他寫過小說、散文、格言各種文體，而且到了五十六歲突然老樹開花，寫起詩來了，一連出版了三本詩集，台灣詩壇為之側目。隱地寫得最多的其實是散文，「人情練達即文章」用在隱地這些散文上最合適，他的「人性三書」、（翻轉的年代），還有兩本「咖啡」書：（愛喝咖啡的人）、（盪著鞦韆喝咖啡），都是隱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後寫出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特點，無論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或是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觀，隔著一段距離來講評人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而且作者的態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謬人生，見慣不怪，有調侃，有嘲諷，但絕無重話傷人。因此隱地的散文給人一貫的印象是溫文爾雅，雲淡風輕，他自己曾經說過：「散文，最要緊的就是平順。」平順，就是隱地的散文風格。但隱地最近發表的這一連串告白式的文章，與他過去的風格有了顯著的不同，就如同由這些文章結集成書的名字（漲潮日）一樣，暗潮洶湧，起伏不平，因為作者在徬徨少年時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創傷是如此之深且劇，客觀平順的散文，已無法承載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傷痛的重擔了。 隱地少年的創痛，直接來自他的父母，間接來自政府遷台貧窮匱乏的大環境。寫自己的父母本來就難，親子間的情感糾葛，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締造者，那下筆就更難了。尤其是中國人，多少總受儒家思想的制約，寫到自己父母，不免隱惡揚善，不像有些美國人，寫起回憶錄來翻臉無情，把父母寫得禽獸不如，也許真有其事，到底不足為訓。隱地父親事業失敗，終身潦倒，母親不耐貧窮，離家出走，少年隱地，擺盪在父母之間，經常衣食無著，三餐不繼，甚至漂泊流浪，居無定所，青澀年紀早已飽嚐人生辛酸委屈，對父母的怨懟，當然不止車載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餘年，經過了解、理解、諒解的艱難過程，終於與人生取得最後和解，才開始把他心中的積怨與隱痛化成感人文字。對作家隱地來說，這恐怕也是一道必須的療傷手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隱地家這本經加倍難讀，先說隱地父親，本來是溫州鄉下的農家子弟，因得父母寵愛，賣地讓他完成大學教育，當時農村有人上大學就好像古代中科舉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況隱地父親唸的是燕京、之江兩所貴族名校又唸的是英文系，在當時，以這種高人一等的學歷，無論入那一行，都應該前程似錦的。隱地父親在北京杭州這些地方見過世面，當然不甘蟄居於溫州鄉下。雖然家裡幫他娶親而且還生了兩個男孩，他還是拋棄妻兒，隻身到上海求發展了。在上海，遇見了隱地母親，一個嫁到上海的蘇州姑娘，生過一個女兒，丈夫去世後，留在上海討生活。於是年輕的隱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編織著「上海夢」，三十年代，上海是無數中國青年的冒險天堂。奇怪的是隱地父親精通英文，卻沒能在十里洋場發達起來，而且民國三十五年卻跑到台灣在一女中作了教書先生。剛到台灣那四五年，隱地一家住在台北寧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裡，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為隱地父親拿到上海種玉堂大藥房的代理權，售賣種玉丸，據說吃了這種丸藥，容易受孕，因此生意興隆。可是共產黨一進上海，種玉丸也就斷了來源，從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隱地父親不安於教職，一心想做生意賺錢養家，可是做一行賠一行，最後連教書工作也丟了，被一女中趕出了宿舍。經濟窘迫，促使家庭分裂，於是隱地跟著他父親開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隱地的父親對他說過人生像潮水，有漲有退。可是父親的漲潮日等了一輩子也沒有來臨，六十九歲，抑鬱以終。寫一個徹底失敗的父親，隱地寫得相當坦率，有時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這自傳性的回憶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傷，怨而無誹」，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顆寬容的心了。 隱地父親年輕時曾是個衣架子，瘦高身材，穿者筆挺的西裝很登樣，所以隱地母親常常對他說：「你父親穿起西裝來，真是有派頭！」，可是又緊接一句：「西裝穿得筆挺，我怎麼會想到他兩袋空空！」在隱地的記憶中，他這樣描寫父親： 是的，我記憶裡的父親總也是一襲西裝。可是他一生就只有西裝。父親活一輩子，沒有自己的房屋，沒有長期存款，當然更沒有股票，他去世時，唯一留給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裝。（上海故事） 一套西裝，寫盡了父親潦倒一生。事實上在隱地筆下，父親是個老實人，還有點爛好人，日本友人贈送的一棟樓房會被親戚騙去賣掉，隱地母親把所有積蓄換成金條縫在棉被裡讓他父親帶去香港跑單幫，朋友開口，居然輕易被誆走，這樣沒有計算的人，怎能做生意？這就注定了父親一生的失敗。 隱地寫到他母親，也是愛恨交集的。母親的倔強個性，不肯向環境低頭認輸，好面子愛打扮，一手好廚藝----這些都是隱地佩服母親的地方。在父親那邊常常挨餓，到了母親那裡，母親總會設法讓他填飽肚子，即使家中缺糧，母親也有辦法帶著飢腸轆轆的隱地到處去打抽豐：同安街郁媽媽家、福州街楊媽媽家，還有廈門街的陳家好婆，隱地這樣寫著： 說起廈門街九十九巷陳家好婆，更是我從小不停去吃飯的地方，陳家好婆家裡有錢，又沒孩子，也沒親人，只要有人到她家，跟她說話，她就會送錢給你，每次吃完飯，陳家好婆一定會塞錢給媽，媽媽一接到陳家好婆的錢，她的眼淚就會掉下來。遇到過年，我最喜歡到陳家好婆家拜年，她的壓歲錢，可以讓我吃好多頓飯。（餓） 這段表面輕鬆的文字，蘊含了好強好面子的母親無限辛酸。事實上隱地母親本身就是一位烹調高手，隱地稱讚他母親燒出來的江浙菜，台北飯館無一能及。我也嘗過隱地母親的手藝，她那道嫩蠶豆羹絕不輸台北敘香園的招牌菜。如果隱地父親事業成功，家境富裕，他母親也許就順理成章做一個能幹稱職的好主婦了。然而「貧賤夫妻百事哀」，中國家庭的悲劇，大都起源於油鹽柴米。 隱地的哥哥從香港帶了一件皮夾克送給他，那時候，男孩子穿皮夾克是件很騷包的事，隱地喜歡穿了皮夾克去逛西門町，可是那件皮夾克卻常常無翼而飛： 關於我的皮夾克，也充滿傳奇，它無數次進入當鋪，可見在貧窮的年代，它甚有價值，有一次，我周末放假，回到家立刻把軍服脫掉，想穿上它去西門町溜達，發現皮夾克又不見了，我當然知道它去了哪裡，一股自暴自棄的恨意昇起，我騎了腳踏車飛奔而出，憤怒使我失去了理智，腳踏車撞在牯嶺街口、南海路的一戶紅色大門上，冬夜，我卻全身冒汗，跌得皮青腳腫，金星直冒。（少年追想曲） 一件皮夾克寫出了母親的窮途末路，經常要拿兒子的衣服去典當，母親必然已陷入絕境了。 環境不好，母親的情緒也變得暴躁不穩，隱地十三歲的時候，母親睡午覺，隱地翻書包將一枝鉛筆盒掉落地上，母親驚醒從床上跳起來，一隻瓶子便擲向了兒子，接著一頓狠打，木屐、磚頭也飛向他來，十三歲的隱地狂奔逃家，逃到明星戲院混至天黑才敢回去。疼愛他的母親，痛打他的母親，都是同一個人，後來母親離家出走，跟了王伯伯，母子間的裂痕就更難彌合了。 隱地的詩與散文風格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隱地開始寫詩時，早已飽經人生風霜，已無強說愁的少年浪漫情懷。他詩中處處透露著老眼閱世，臧否人生的睿智與幽默，詩寫得輕鬆愉快，所以廣為讀者所喜，可是有一首詩：（玫瑰花餅）卻不是這樣的，無意間，隱地又一次真情畢露： 出門的路 回家的路 一條簡單的路 原先歡喜地出門 為了要買想吃的玫瑰花餅 讓生命增添一些甜滋味 怎麼在回家的路上 走過牯嶺街------- 一條年少時候始終走著的路 無端的悲從心生 黑髮的腳步 走成白髮的蹣跚 我還能來回走多少路？ 仍然是出門的路 回家的路 一條簡單的路 這首小詩相當動人，幽幽的滲著一股人生悲涼。為甚麼走過牯嶺街無端端悲從中來？因為牯嶺街一帶正是隱地少年時流浪徜徉的地方，被母親追打逃家出走，就是跑到牯嶺街上。已過中年的隱地，驀然回首，無意間觸動了少年時的傷痛，有感而發，寫下（玫瑰花餅），這首詩的風格，與「少年追想曲」一系列的散文，基調是相符的。無論詩文，隱地寫到少年徬徨時，總是情不自禁。 狄更斯年幼家貧，父親不務實際，全家經常借貸度日，後來狄更斯父親因欠債坐進了監牢，十二歲的狄更斯一個人在倫敦流浪，自己賺錢謀生。狄更斯幼年便閱盡倫敦的形形色色，所以日後他小說中的倫敦才寫得如此多姿多彩。隱地少年時在台北搬家的次數恐怕少有人及，自從被一女中從寧波西街的宿舍趕了出來，隱地一家人便像失去了舵的船，四處漂泊，東門町到西門町，從延平區搬到南機場的防空洞裡，台北好像那個角落他都住過了，難怪隱地對於老台北的地理環境瞭如指掌，五０年代的台北，在他的文章理就顯得非常具體實在。隱地寫自己「成長的故事」，也就連帶把那個克難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台北風情勾畫了出來，而且點染得栩栩如生。那時候的西門町是「我們」的西門町，是我們去萬國戲院、國際大戲院一連趕幾場電影的時代，詹姆士狄恩主演『天倫夢覺』，觸動了多少當時台北的少年心。葛蘭在總統府對面的三軍球場跳曼波震動了整個台北城，幾千個年輕觀眾跟著喝采吹口哨跟現在的新新人類一樣high。克難時代也有窮開心的時候。 看完了隱地這些「少年追想曲」，不能不佩服他在那樣顛沛流離四分五裂的環境中，居然還能逆來順受向上茁長，日後開創出「爾雅」的輝煌局面來。他這些文章，對於一些正在貧困中掙扎的青年，可以當作勵志讀物。 隱地以說小說的方式，向你娓娓道來他的成長經歷，他所處的年代以及他的夢想。或與e世代的年輕人讀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那卻是真真實實的人生，一個走過克難歲月的人，對你坦誠的述說。也許你會從這樣一個生命故事，重新思考如何經營你自己的人生。

潮水 我的父親是一位抑鬱寡歡的人。在記憶裡，他從來沒有爽朗地笑過。他一生都在失敗裡打滾。成功的滋味，他老人家一輩子都沒嚐過。 父親年輕的時候曾住在上海，換過不少職業，一直不順遂。民國三十五年到台北來，教書的朋友託他代課。代著代著，後來他自己也做了教書先生。但父親從來也不曾喜歡過教書生活。他似乎傾向於做生意。在那個還沒有什麼「經營」、「管理」、「外貿」等名詞的年代，父親就不停地做著「國際貿易」。他是董事長兼總經理，卻常付不出辦公室的租金。後來他只剩下郵局的一個專用信箱，每天都會有世界各地寄來的信件。小時候集郵，沒有一個同學會贏我，而且郵票都是外國的。但是父親的生意卻從沒有做成過。 後來母親要和父親離婚，我自己堅持跟父親。那時我大概十三、四歲，剛讀初中。放學的時候，有時會看不到父親。我知道他出去找飯錢，而餓飯的經驗，我至今記憶猶新。 小小的我，反過來勸父親重新教書，他是浙江之江大學的畢業生。在那個簡樸的年代，擁有大學畢業文憑的人，照理不應該失業。 父親對我說：「潮水有漲有退。我的事業不成功，是機會還沒有到。現在的我，正處在退潮的時候。我相信總有一天，屬於我的事業，會有漲潮的時候！」 父親於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六十九歲時去世。臨終前，他交給我郵局專用信箱的鑰匙，要我去開信箱。他一生都在等回音。寫了無數的信出去，當然更等著漲潮的一日。 而潮水沒有來。在父親的一生裡，潮水從未來過。 所以我是不信潮水的。我不等回音，更不期待機會。一個在路上跌倒了的人。偶爾會有人來扶你，但那總是意外。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人生座右銘，那就是： 站起來！你自己不幫助自己，沒有人會來幫助你！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傳家寶，我希望用這句話，送給我三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