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世界性的視野和觀念的確立，是以推崇西方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為標志的。我們今天只有正視這一切。才能夠比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復雜性，也能夠比較貼切地理解現代文學的真實面目。 本套叢書正是從五四以來對中國文學和思想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外國思想家和文學家中選出十位，編選的一套他們對中國的影響的文集。每一卷都不僅包括外國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國被翻譯介紹的原始材料，還收集被研究、被闡釋、其思想觀點在中國被應用的材料。 本套叢書的規模相當壯觀，在研究中外文學關系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系統的專題性資料匯編，與此前出版的《中外文學關系資料匯編（1898-1937）》—起，可以說填補了一大塊學術的空白點。新材料必然會推動新的學術研究，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給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帶來新的成果。 白璧德（1865—1933），美國批評家，新人文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代表作有《盧梭與浪漫主義》等。他認為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過於強調「物的原則」而損害了人文藝術的「人的原則」。因此，他主張應回到人的本源立場上來，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對功利主義的審美觀。白璧德曾教授過梅光迪、湯用彤、吳宓、梁實秋等中國學生，他的思想通過《學衡》傳入中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文學界產生過一定影響。

《世紀的回響·外來思潮卷》出版序 《世紀的回響》叢書序 《新人文主義思潮——白璧德在中國》序第一輯 中國學者怎樣走近白璧德《吳宓日記》摘抄《吳宓自編年譜》摘抄（P177—178）悼白璧德先生緬懷一個人之師表 第二輯 白璧德學說在中國的傳播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葛蘭堅論新白璧德之人文主義白璧德論民治與領袖白璧德釋人文主義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白璧德論今后詩之趨勢白璧德論盧梭與宗教穆爾論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之文學白璧德及其人文主義梁實秋第三輯 在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旗幟下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文學研究法論中國近世之病源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說今日教育之危機現今西洋人文主義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現代文學的任務《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序第四輯 新文學與白璧德有關的幾次論爭覲庄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新大陸之筆墨官司 估《學衡》盧梭和胃口翻譯說明就算答辯關於盧騷冷靜的頭腦——評駁梁實秋的《文學與革命》 什麼是「健康」與「尊嚴」？——「新月的態度」底批評附錄一：歐文·白璧德其人附錄二：兩種人道主義者：培根與盧梭附錄三：歐文·白璧德的人文主義附錄四：關於人文主義重新考慮后的意見附錄五：學習吳宓先生的《文學與人生》課程講授提綱后的體會附錄六：本書主要人名、概念中英文譯法對照表附錄七：本書尚未收入的歐文·白璧德在中國主要譯介及批評文選（1919——999）后記

白璧德所倡導的新人文主義是20世紀現代保守主義的核心。他認為，16世紀以來，培根創造的科學主義發展成為視人為物、泯滅人性、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18世紀盧梭提倡的泛情主義演變為放縱不羈的浪漫主義和不加選擇的人道主義。這兩種傾向蔓延擴張使人類愈來愈失去自制能力和精神中心，只知追求物欲而無暇顧及內心道德修養。長此以往，「人類將自真正文明，下墜於機械的野蠻」。為戰勝「科學主義」導致的功利物欲，新人文主義強調人類社會除「物質之律」外，更重的是「人事之律」。這種「人事之律」為人類長期歷史經驗和智慧錘煉積淀而成，是一種超越的人性的表征。白璧德認為，人類須常以超越日常生活之上之完善之觀念自律。為抑制不加規范、任性縱欲的盧梭式的感情主義，新人文主義強調實行「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為人之道」，這種教育「不必復古，而當求真正之新；不必謹守成說，恪遵前例，但當問吾說之是否合乎經驗及事實。不必強立宗教，以為統一歸納之術，但當使凡人皆知為人之正道；仍當行個人主義，但當糾正之，改良之，使其完美無疵。」由於白璧德用以規范人性的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普遍性永恆價值，因此，能從世界文化匯通的高度來討論傳統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尤能互為表里，形成我們可謂之集成的智慧的東西。」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應該說是由在美國哈佛大學受教於他的學生們帶進中國的。這一批學者如梅光迪、吳宓等為宣揚新人文主義精神，在回到中國后，於1922年創辦了《學衡》雜志，到1933年共出版了79期，最后停刊。《學衡》諸人是很自覺地將新人文主義理論運用於中國，梅光迪明確指出：「在許多基本觀念及見解上，美國的人文主義運動乃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的思想泉源與動力。」 18世紀末、19世紀初，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作為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出現在西方。正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同反應構成了這種一分為三的局面，這種分野一直繼續到今天。⒛世紀初勃興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世界文化思潮緊相交織，成為20世紀文化對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出現了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這樣的三位一體。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派尊崇馬克思，以胡適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找到了杜威、羅素，以《學衡》雜志為代表的現代保守主義者則服膺新人文主義宗師白璧德。他們考慮和企圖解決的問題大體相同（如何對待傳統，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設新文化等），而又都同樣帶着中國文化啟蒙的特色。總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前后后，保守派、激進派和自由派都在思考着同樣的問題，具有共同的特點。實際上三派共同構成了⒛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啟蒙。當然這三派又各有特點，它們在推進中國文化的前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激進主義派在文化轉型時期一定階段往往起着打破已僵化的舊傳統，開創文化發展新局面的作用；自由主義派則可為文化的發展提出新的問題和新的思考層面，保證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方向；而保守主義派則可以起着使傳統不至於斷絕，使民族文化傳統得以繼往開來的可能。學衡派正是起着這樣的作用。《學衡雜志簡章》中說：該雜志的宗旨是「論究學衡，闡真真理，昌明國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這說明「學衡派」諸學者之治學與守舊之國粹派十分不同。 「學衡派」到1933年因《學衡》雜志停刊實已解體，自此以后白璧德也很少有人提及。但該學派之新人文主義精神則在中國學術界仍有着廣泛影響。直到本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因研究中國現代文化史、學術史而引起對「學衡派」的注意，這樣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又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