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內心為自我放逐、犯罪
與荒廢都預留了一片天地。
但是我們的任務不是讓它們任意奔流到世上來；而是在人我心中與之奮戰。
----卡繆
文明，需要反叛者與新倫理
　　關於「權力」的本質，羅洛．梅如是說：「權力是一切生物的根本。尤其是人類，在每次與天、地、人的競爭中，都必須運用權力並面對挑戰的勢力…..文明就是這樣的成果之一。」但許久以來，多少人假「權力」之名，行「暴力」之實？是其他人遮住眼睛、摀著耳朵假裝看不見、聽不到，還是他們果真無邪、無知甚或無能？作者深入探究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揭露權力心理學的重要面向，欲透析「暴力和無知有關係嗎？無知必然會埋葬自己嗎？被剝奪者有能力時，如何將自己的暴力轉向建設性的用途，將夢想和靈視轉向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如此龐大但必須正視的人類難題。
　　現代人熱中競爭、冷漠無情、習慣暴力，已將暴力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然而，它畢竟是一種「症狀」，並且有許多變型，但卻也必然會啟動某些希望來改善現況；因為，權力是人類自尊的源頭，是每個人必然的天賦。在這本深具衝擊性的書中，羅洛．梅論證權力的新觀點，並提出視權力為判定善惡基礎的新倫理。他
從價值的渴求、瘋狂、語言、無能、權力與愛、存在的力量、侵略、戰爭中的狂喜、毀滅與創生的暴力，談到文明需要反叛者、邁向人類新倫理，條分縷析地探索暴力的來源與本質，行文中不變的是他對現代人心靈困境的關懷，與為之共同尋找出路的邀請。
　　暴力不只存在於社會新聞、電視畫面、遠方戰火或電玩遊戲中，因為我們可能正是別人眼中的黑人、女性、罪犯、精神病患、越戰軍人、異教徒或掌權者。暴力不歇，但這不是宿命，保持清醒，告別無知，透過有力量的溝通、愛和慈悲就有可能化解。「人生不是脫離惡，才成就善，而是雖然有惡，依然為善。」羅洛．梅如是總結。
作者簡介
羅洛．梅 (Rollo May)
　　羅洛．梅(Rollo May)是二十世紀西方精神醫學界極富盛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被稱為「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他身為心理治療家，卻出入於哲學、文學、古典研究、以及神學方面的思潮與經典，從中擷取直透人性的洞見和治療心靈的智慧。
　　
　　羅洛．梅生於1909年。幼年命運多舛，雙親長期不合，終至離異，姊姊曾不幸精神崩潰。大學因參與激進學生刊物遭退學。另行入學畢業後，赴希臘三年，任大學英文教席，並隨阿德勒短期研習。返美後，旋入聯合神學院，與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師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啟迪。
　　梅年輕時甚為結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療養院靜養三年，然此病反成為其生命轉換點。面對死亡、遍覽群籍之餘，梅尤其耽讀存在主義宗教思想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後，入懷特學院(White Institute)攻讀精神分析，遇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與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終於在1949年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首位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羅洛．梅1994年病逝於加州，他生前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曾擔任懷特學院的訓練兼主任分析師。畢生致力於將存在心理學引入美國。
羅洛．梅其他著作：
《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 1950年初版，1977年修訂版，中文版2004年出版)
《愛與意志》(Love and Will,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創造的勇氣》(The Courage to Create, 1969，中文版2001年出版)
《權力與無知》(Power and Innocence, 1972，中文版2003年出版)
《自由與命運》(Freedom and Destiny, 1981，中文版2001年出版)
《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 1991，中文版2003年出版)
以上已由立緒文化出版中文版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1953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1967
The Discovery of Being, 1983
譯者簡介
朱侃如
　　中興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天普大學新聞碩士（主要研究媒體所有權及新聞倫理問題），資深翻譯工作者。譯有《神話》、《坎伯生活美學》、《千面英雄》、《女性主義》、《榮格心靈地圖》、《哭喊神話》、《權力與無知》、《焦慮的意義》等書。（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瘋狂與無能Madness and Powerlessness 找到生命，便找到權力的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權力是一切生物的根本。尤其是人類，數十億年前被拋到這荒瘠的地球表面上，期待存活，也必須求生；他們在每次與天地人群的競爭中，都必須運用權力並面對挑戰的勢力。雖然人類自始以來就感到不安，被局限與脆弱摧折、被疾病侵擾，最終被死亡擊倒，但是卻反而因此肯定了自己的創造力。文明就是這樣的成果之一。我不把權力看成是用來屈辱他人或用到敵人身上的字詞，而是把它當成對生命過程的基本面向的描述。它與生命本身不能劃上等號；人類存在的內涵遠甚於此──諸如好奇、關愛與創意等，也許在一般情況下的確與權力有關，但其本身卻不應被稱為權力。但是，如果我們忽略權力這個因素，像平日那樣反抗濫用權力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的話，我們便會失去做人的基本價值。請承認我們個人是無能的──我們無法影響他人，我們無足輕重，我們父母一生信奉不渝的價值對我們毫無意義，我們像奧登（W. H. Auden）筆下「『無名的他者』」那樣，對他人和自己都不值一文──真是情何以堪。過去四十年來，關於個人能力與潛能的言論是這樣地多，但是對於個人具有在心理與政治上改變現況能力的信心卻是少得可憐。這類言談至少有一部分是基於補償心理所顯現的症狀，因為我們不安地發覺到自己的權力喪失了。因此，在人類認為以按鈕的方式便可將地球毀滅的過渡年代裡，有人會提議人類放棄此一恐怖的實驗，是可以理解的。克拉克醫師（Dr. Kenneth B. Clark）在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就職典禮中論證說：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中，要信任個人的心情與選擇，是太危險的事了。……我們不再能掌控當權者，因此必須靠鎮定劑來控制我們的領袖。」慮及克拉克熟知紐約哈林區及黑人族裔的無力感才有此提議的背景，我們可以同情他的絕望論調。但是我們不能不了解，當化學藥物立意要治療當代人的侵略性，並發展其「合群」人格時，卻發現藥物的使用與人格的萎靡以及個人責任感的消失，是息息相關的，讀來怎不令人沈痛。這樣的改變實際上意味著人性正逐漸喪失。無能與冷漠乃是孕生暴力的溫床。沒錯，因為侵略性一向被提升到暴力的層次，所以人們會對它感到害怕或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無能的狀態會造成冷漠，也會因上述根除侵略性的計劃而產生；它是暴力的源頭。當我們使人們無能為力時，我們正鼓動而非控制了暴力。我們社會中的暴力行為，大多是出自那些試圖建立自尊、護衛自我形象，或想顯現自己份量的人。不論這些動機有多偏差，是如何被誤用，或是其展現多具破壞性，它們仍舊是人際需求的正向呈現。我們不能漠視的事實是，儘管要導正這些需求十分困難，但是它們的確具有建設性的潛能。暴力不是出於權能的過剩，而是來自無能。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猶太人，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的學生，兩人亦曾發生戀情）說得好：暴力是無能的表現。